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指在中国传统的农耕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产生、发展和连续传承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又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它的出现较早。工业文明是17 世纪西方产业革命后的产物。
    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除此之外，还有牧业、林业和渔业等，但它们都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对补充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游牧民族迁徙多、定居少，他们虽然没有更多的精力积累固定的财富，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他们在养马、骑马和使用马拉车的技术上，有许多领先之处；他们常年迁徙，还起到沟通不同文化的作用。此外，他们对异文化的不断吸收与共享，也造成了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我国发达的农业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影响的。

    与农耕自然经济结合发展的经济形式，是手工业和伴随农产品的商品化所形成的市商贸易。它们是促进农业经济文化发展的活跃因素。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官营和民营手工业与商业都已具有很大的规模，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实业改革也最先从这里起步。这些都是与世界各国的进程相一致的。

    中国文化的整体，包括上层经典文化和中、下层民俗文化，都是这种农业文明的历史产物。中国文化的诸多特性都是根植于这种生产经济文化的实践之中的。

    一、以农耕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的发展

    农业，是以种植农作物为基础的生产型经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由于农作物的栽培驯化，导致了人类的定居生活，导致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导致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

    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农耕业的萌芽。考古学者在这片遗址中，发掘出了带有谷物压痕的土器。在距今四千余年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可见初具规模的农业定居场所：有较大的村落，有群体组织活动，有举行宗教信仰仪式的遗迹，石锄、石镰、蚌镰等农器具的制作也愈发精细。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考古学者发掘了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和公元前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那里也有稻谷遗物和猪、狗等驯养家畜的骨骼出土，可见当时已有农业定居生活。

    上述的考古发现，都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它们证明，中国早期的农业文化，发生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当时那里已形成了比较适宜的农耕条件，活动着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还建立了具有文化活动内容的群体组织。

    在先秦典籍记载的神话传说中，也有关于农业起源的解释，如《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提到了古代文化英雄在领导氏族公社农耕生产上的作用。神话传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料，它们不像一般物质产品那样，会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或消失。它是可以长久地流传后世，供做跨时间的文化透视，与考古发现相印证的。

    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商时期，中国的农耕生产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左传·宣公三年》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这条记载，已被考古发现所间接证实。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制造的农具、兵器和乐器，从铸造技术的成熟程度看，已拥有掌握相当技术水平的工匠人才。他们打制的器具种类较多，特别是农具的数量增加，铜石并用，说明农事活动频繁，而且已涉及到阶层、社会、文艺、军事等多种精神文化领域。后来先秦诸子提出的“耕战”思想，这时已初露端倪。在殷墟甲骨文中，还有黍、稷、麦、稻等多种农作物的字样，能看出当时已实行分类栽种。在夏代，人们还发明了观察星象物候的办法。到了殷商，人们已制订出了测查岁时的纪年法、纪季法、纪旬法、纪日法和纪时法。进入周代以后，农耕生产继续受到重视。

    秦始皇废封建为郡县，为统一全国的生产管理打下了基础。秦的政治中心在关中，位于黄河的中游，经济发展也以关中地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如西北、长江流域和黄河的河套地带，都是它发展的外围。当时黄河下游的开发也很可观，为了政治中心的需要，要从这里大量吸收财富。这种管理策略，推动了秦时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当时关中人口和面积不足全国三分之一，财富却占十分之六。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相应的较大发展。

    汉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农业盛世，充分显示了中国人以农立国的政治天才和文化天才。汉代统治者把发展农业当做“理国之道”，由帝王颁令劝农，祀社稷、祷雨水、定岁时、议庆典，鼓舞天下农夫勤劳耕作。在这一时期，兴修水渠、发明改造农具、改善耕作技术、撰写农书、移民屯田和开垦边荒等，被看成是社会大事。农耕区的范围随之扩大，岁时娱乐渐成风俗，农业文化日益兴隆。

    隋唐统一时期，农业生产发展全面高涨。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生产发展迟滞，南方却因为相对安定，人口迅速增长，农耕景象繁荣。隋朝开凿的人工运河，对扩大农田水利生产起了重大作用。唐代以后，沿河两岸的引流灌溉面积也相当宽广。从《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对唐代水利建设的记载看，唐人的农耕灌溉意识已十分普及，中、小水利工程遍及州县，不像汉代那样，由中央集权政府统一兴建少量的水渠。

    宋初一百年间，人口和耕地有所增加。特别到南宋时期，南方的水稻生产上升至高居粮食作物产量的全国第一位。这时小麦推广到南方，在南方形成稻麦两熟制；南方的棉花和蚕丝产量也超过了北方，吴中蚕业区开始成名。宋代的水利建设远不及汉唐，但出现了许多农书，比前代的任何时期都多。这些农书对古代农耕操作的和农学思想做了阐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文化思想正在得到归纳和整理。元代的农耕生产不够发达，但对地宜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元代的蒙古民族还把养马驯马的技术引进中原，使马拉农具有了发展。宋元两代，传统农具发展到高峰期。元王桢在《农书》中，设《农器图谱》十二卷二十门，大量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王桢是北方人，在南方做地方官，他接近人民，重视农业技术，把当时南北方田间使用的农具，兼及农业运输、贮藏、加工的工具和各种零部件情况，都尽量收罗进他的《农器图谱》，再插图配文，给予说明。此著不仅是一部农具史，而且能反映农具与人和社会的联系，体现地方官员观察农事的系统思想，对研究古代农耕文化有相当价值。

    明代在立国初期，进行了清丈田亩、订定赋税的工作，继而又编造了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土地、人口的直接控制。朱元璋出身农民，对农民基层社会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重视稳固国家的农业经济基础。受他的影响，明朝前期的其他几个皇帝也还比较务实，这对农业生产生活十分有利。《明史·食货志序》说：“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劬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军饷不仰给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初的农业经济确实好转。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这一方面加速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兼并过程，使许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加入了市民的行列；另一方面，也打破了传统农作物栽种布局的平衡，经济作物的种植量增加，农耕经济失调。清代以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进入晚期，经过康熙、雍正等皇帝的努力，农耕经济状况有所恢复，后来还出现过盛世景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的农耕自然经济解体。

    中国在五千年的农耕自然经济历史中，出现过举世闻名的农业盛世，产生了农耕经济文化理论，涌现了许多技术发明，这些都是值得总结的。它们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群体智慧，是一笔积累而成的文化财富。

    1．农耕灌溉与农政主张

    农耕灌溉是中华民族生产文化的主体内容。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很早就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在发展农业经济上，一向以农耕与水利并重。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我国发展起来的一套农耕灌溉思想体系，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历代政府的国策和各地方的实施中，大都在重视水利的地方，出现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随着水利中心的转移，其他中心也跟着转移。黄河、长江文明的崛起，大运河对南北政治枢纽的联结，都江堰对西南巴蜀文化的提升，泾渭二河的水利工程对西北三秦历史地位的确立等，都是这种例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主要从事农作物生产。此外，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国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发展了林业、牧业、渔业、桑蚕业和一些副业。农耕灌溉水平对其他各业的兴旺发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作用，因此水土平衡的观念渗透到中国农业社会的各行各业和各个文化门类。珍惜水土，既是官方观念，也是民众观念。神话传说中的大禹和李冰，都是这种亦官亦民的不朽形象。

    我国南北各地的自然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水土资源和灌溉条件也不尽一致。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还摸索出了适合各自生态条件的生产习惯，创造了南北方农耕生产的不同格局。南方农业是稻作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水稻和整修田埂、水渠，使用水车等。由于气候湿润、水系便利，东南沿海一带的桑蚕业也很发达。北方农业是麦黍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麦子、黍子、高粱、玉米、谷子、稗子、豆类，以犁耕为主和井渠双灌等。由于山地丘陵较多，东北地区的林业和牧业都很闻名，同时也发展了农林结合、农牧结合的生产。

    从中国的生产文化整体说，南北方的农耕生产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二十四节气文化。它是我国南北农业区所共同发明的，也为两地所共同遵守。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茫然不知者矣。”他指的就是古代农业历法常识在各地、各阶层传播的情况。现存第一部完整地记录了二十四节气名称的历史文献是成书于公元前137年的《淮南子》。至西汉中期，历法定型，二十四节气同时确立下来，成为统一的历法定制。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运动变化所制定的一种计时方法。我国古人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叫黄道，把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设为360度，每隔15度就是一个节气，二十四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汉代以后，我国的官时和民时的观念，都受到它的控制，统治阶级还把它当做礼制规范，向天下推行。每当重要的节气来临，当朝皇帝都要亲自举行农耕示范仪式，表示启动全国的农耕生产。北京的地坛至今还保存着清朝皇帝亲行开耕礼的文物藏品。民间传承的二十四节气也深受官方的影响，我国西北的甘肃农村长期保留着“唱春官”的民俗，便是对古代上层“春官”制度的模仿。一些老百姓自封为“春官”，每年为乡亲义务地演唱二十四节气歌，在外表演的时间长达一两个月，经常在春节前后才返回家园。两千多年来，我国农民按照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生活，促进了农业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因为国家经济即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即农业生产，所以在上层文化中，还形成了一套农政思想。农政思想的核心是“政绩”观和“勤农”观。“政绩”观，指历代统治者把农业收成的丰歉，当做考察国计民生的好坏和自己得政或失政的一个标准；“勤农”观，指确立以农为本的原则和制订一套劝勉农事的治国方略。而这一切又都是和统治者具备农耕灌溉与农业历法等知识结构分不开的。当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他就是把“足食”放在统治者管理国家策略的首位的。这是一种明确的农政言论。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宣传“庶”、“富”、“教”的思想，也把人口兴旺和农业发达当做管理国家的政治纲领。到了唐代，经济昌盛、文化开放，我国再度呈现出东方农业大国的恢弘气象。这一时期，在宽松博大的政治气氛中，农政思想更加兴盛。唐《开元占经》和《四时纂要》是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文献，它们对以农业岁时变化占验国运人事的观念做了总结。宋元明清以后，农政思想仍占有很大势力。

    中华民族上上下下重视农业，勤劳务实，热爱历史文化，才成就了古今罕有的、连续几千年发展的东方农业文明的伟大事业。

    2，农事信仰与农书文献

    灌溉农业造就了定居生活和稳定的生产环境，对农业精神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农作物栽培技术的发展，是在人类的生命圈与自然界的生物圈相互亲近的日常状态下进行的，因而人类容易与大自然结成共同体。周围的山川草木、风雨雷电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天地、人被看成是一个统一体，人们对于超人力的现象往往产生神灵崇拜。一些与农业有关的神祗的神话，如黄帝派后稷教民稼穑、神农尝百草、伏羲制鱼网、土地神赐给土地和丰收、龙神布雨等，在人们的口头世代流传，经久不衰。

    农耕灌溉的季节性很强，须要严格地遵守岁时节律，因此各种农业文化事象都与岁时节令有关。它们往往通过季节性的农耕仪式活动表现出来，并被认为是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我国南北各地在春分前后，要举行开耕仪式，俗称“打春牛”。据文献记载，这种开耕礼早在二十四节气确定之前就有了。《礼记·月令》记载，先秦时期，每逢孟春之月，天子就要率领三公九卿，到郊外迎春。后来，这成了官民共同遵守的礼俗，历代最高统治者都照行不误，每年春季“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县府的开耕仪式由县官主持，乡村的春耕仪式由民间组织主持。从春种到秋收，要举行灌溉仪式和禳灾仪式，以保证农业收成。我国各地灌溉的时间和习惯不同，仪式的期限和祭祀的神祗对象也有差别：在华北，人们十分重视“二月二”龙抬头日，届时祭龙引水；在深圳都江堰，清明期间放“桃花水”，届时官民欢庆，沿江争灌，风俗淳厚，绵延至今。禳灾仪式也有南北差别。南方多驱虫、北方多祈雨。大灾之年，从中央到地方，直到村落，都参加这种仪式，进行向天要粮的群体抗争。秋季新谷登场后，各地要举行秋报仪式，迎神赛社、择吉尝新。中秋月饼便是一种秋报食品。入冬后举行冬藏仪式，感谢天地的恩赐和祈祷来年丰收。

    其他以农为本的文化形态，如农业娱乐和田园文学等，也都对四时的变化十分敏感，擅长从中发现自然美，行动跟着季节转等。

    从农业工程的建设上说，灌溉农业的一大特点是兴修水利，这在我国这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兴修水利需要大规模地集体协作才能进行，因而历来国家部门都承担了组织这种社会化生产的职能，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持续不断地强化了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生产分散，中央政府组织的大型工程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合理利用水土资源，还要依靠民间组织。因此，历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民间组织需要开展一些合作，从而积累了上下合作的农耕管理。

    上述农耕经验被我国历代的农书记载下来了，形成了一个文献系统。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汉崔寔《四民月令》、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唐陆龟蒙《耒耜经》、宋陈敷《农书》、元王桢《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清张履祥《补农书》等。这些农书的内容，包含了官方生产管理和地方生产知识两个方面的内容，并概括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思想和操作方法，表现了很高的文化意识。其中，历代农书提出的主要农业经营思想

与生产知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统筹水土利用规划。提出整地、浇水、种植、施肥、收获和准备再耕一盘棋的思想，指出关键在于控制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限度，任何农业经营都不能违反自然规律，陈敷在《农书》的《节用之宜篇》和《粪田之宜篇》中说：“养备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只要治得其宜，皆可成就”。

    第二，调整好农业生产关系。张履祥的《补农书》提出，孤立地看待一两种农作物栽种，便不会有很好的结果；要协调好劳力、农具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注意如何选择雇工、如何接人待物、如何谦和处世和勤俭持家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农业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知识。

    第三，“荒政”思想。即认为全社会都要有居安思危的自觉意识，这是因为我国传统农业生产一直是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进行的，所以一些农书认为，在中央的农政国策中，应包括“备荒”、“救荒”的部分。徐光启还在《农政全书》中提出，官方应吸取民间的生物学的抗灾办法，使灾后“亦无害也”。这一观点和现代社会强调取于自然、还于自然、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四，人力胜天说。即强调人的知识能力和奋斗精神，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吕氏春秋·审时篇》提出了“厚(候)>为宝”的看法，《齐民要术》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到明代，马一龙在《农说》中提出“力足胜天”的命题，这些都具从我国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它认为人的合理作为可以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通过巧种实干，可以取得人力胜天的成绩。这是具有一定思想水平的概括，值得后人珍视。

    在中国农耕文化史上，人们经过艰苦的实践，通过坚韧不拔的群体合作，才赢得了安定地建设农业社会的机会，创造了大量的文化财富，因此人们把安居乐业视为太平盛世，把丰衣足食看做最高的社会理想，把文化昌盛当做民族的骄傲。

    二、工商贸易的经营之道

    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农业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一旦发展起来后，就会对农业经济生产起带动作用。假如没有商业，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就不能内销外贸，就不能借助实物的对比被外地外国的好东西所刺激，发现自己的文化实力和别人的优点。假如没有手工业，中国的民族经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就不能借助大机器和新思想的力量，向现代社会转型，在世界竞争的轨道上，就无法提速。

    与农业相比，商业的出现要晚一些。在商周时期，我国的市商贸易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已开始使用货币。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春秋时各国都城均设置了市场，据《左传》、《国语》记载，当时郑有“逵市”、  “羊肆”，晋有“绛市”，吴有“米市”，人们可交易的地方已不止一处。战国时代商业都市崛起。秦汉以后，在长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等地已形成商业网点。到了唐代，还出现了专卖店。宋元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至明代中叶，我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商业经济更加显示了自己的活力。

    我国的民族商业有两个文化特点：一是汉族与多民族地区的内贸活动频繁，商路通达，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和文化交流。这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较早的描述。一是中国与东方邻邦和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兴起，历史悠久，开辟了中外交流的长期通道。前面提到的丝绸之路，就是由西汉使者张骞代表国家打通的。北魏全盛时代，在洛阳宣阳门外设“四夷馆”，用于接待外国客商。到了晚清时期，贵阳还专设“十三行”，给外商外货提供场所。但是在19世纪以前，外国还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

    我国的民族手工业远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雏形。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业已进入高峰期。从传世和陆续出土的文物看，青铜器中有农具和各种生产工具，以及兵器、食器、酒器、水器、礼器和各种杂器等。每一类目下面又有许多种类，如农具又分耒、耜、铲、攫、锛、锸、镰、斧等。礼器是大宗的器物，因为在商周时代，特别是西周，依礼而治，礼器为社会生活所必需；但到了汉代，青铜器生产的生机和气势都不复存在了。这一时期的丝织业也获得了发展，在甲骨文中，出现了“桑”、“蚕”等字，相关的神话传说也不少，如讲桑蚕业起源于黄帝的妻子嫘祖等。我国的南北方还流传着一些养蚕敬蚕的习俗，官方和民间都参加祭祀活动，这说明养蚕缫丝已成为一种民族的共同文化事象。汉代以后，西北边疆形成了丝绸之路，把中国人对蚕丝的情感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在西方很少见。蚕丝业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我国的制陶业出现也很早，商代已流行灰陶和白陶。白陶的火候高、质地硬，形制和纹饰仿照青铜器，与青铜器一样名贵，代表了商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在陕西岐山的西周宗庙遗址发现了带有瓦钉和瓦环的绳纹瓦，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瓦。战国时代出现了砖，秦代的制砖技术已经成熟，在秦始皇陵发现了最早的条砖，在深圳、河南等地发现了汉代的画像砖。秦砖汉瓦是值得夸耀的，它们为后人研究秦汉时期的生产和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已普遍使用。《山海经·中山经》中记载出铁之山3690个，虽不能说为确指，但也可见当时铁矿被开采的情况。至战国末期，铁器成为社会剧烈变动的物质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冶铁业，加上工匠们的努力，铁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手工行业也在汉唐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制盐业、制陶业、瓷器业、造纸业、制茶业和棉纺业等。棉纺业特别值得一提。棉花原不产于我国，它是西汉以后从非洲和印度传来的，但中国古代棉花种得好，棉布的质量也好，这就显示了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传说这是黄道婆的功劳。黄道婆是元朝人，家住江苏松江县。明代以后，松江成为我国棉纺业的中心，其影响遍及长江三角洲、渭水平原、华南、华北和东北地区。到了晚清时期，外国的洋纱布在中国还是推销不动，而中国的棉布却畅销欧洲市场。19世纪的前30年，贵阳的棉布年出口量可达百万匹以上，这表明当时西方的纺织品在中国的棉纺业面前还没有多少优势可言。

    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民族工商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限于农业生产经济框架内的发展，也使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更富于农业文化的色彩，这反而成了一个特点。工商贸易还促进了社会交流，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最终瓦解了农耕自然经济体系。

    1．市商贸易及其以文促商的传统

    贸易古称“贸”，原指交易、买卖。传说殷人的先祖王亥就曾在黄河北岸从事过贸易活动。从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看，商业在殷代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以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中，市商贸易大都是由政府控制的，同时也有其他一些民间贸易、边疆贸易和多民族贸易活动。在不影响政府税收的情况下，允许多种贸易形式的共存共荣，是中国大农业经济文化的一种历史形态。《周礼·地官》说：“大市，日昃为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王；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这些条文不可能一成不变，但能说明我国很早就开始管理市商贸易，并从礼俗文化制度上，规定了它的经营秩序，这对我国后世的商业活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文促商的传统，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今天也有它的现实作用。

    (1)市商贸易的四种模式

我国传统的市商贸易活动的模式主要有四种，即市、墟、集、会。

市。自殷商时期起，我国就形成了小规模的贸易活动，据《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说，古人把贸易的场所称为“市”。明清以后，各地大都出现了相当可观的街市。在山西太原的大中市、柳巷一带，店铺栉比，客商云集，贸易品种繁多，有粮食类、铁器类、蔬菜类、水果类、布匹类、皮革类等。当时的商品有了比较固定的集散地，市的建置也更有条理。现在这里还是本地的商贸中心。

    墟。南方把定期贸易的场所称“墟”。人们通过赶墟，把多余的农副产品售出，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和农器具。深圳佛山一带，明代有三墟六市，清代上升为六墟十七市。相近的墟期之间，交易品种互不重复，以利商贸。

    集。北方的贸易场所叫“集”。开集有固定的日期，通常是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集市上的各类商品都有常设的出摊地点，如有粮食市、牲口市、猪市、菜市、布匹市、杂货市等，约定俗成，井然有序。

会。我国从唐代起，把在寺庙节日期间举行的、规模比较大的贸易活动称为庙市，后来发展成庙会。明清以后，我国的庙会发展到极盛，北京郊区妙峰山的庙会就成为京津两地成交额最高的北方庙会。庙会不是纯粹官办的，而是官民合办的，也有民间自发的。赶庙会的人的心思，不全在购物上，他们还要朝圣、游冶、娱乐、赛会，给传统的购物之举，增添了神圣的意义。我国的庙会活动是带有一定的集体性和类型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事象，与现代商品购物的“个性化”和“新潮化”趋势相比，消费的观点不同，获利的含义也有差别。

(2)市商贸易的方式

    第一种是农商兼营。从业者称摊贩。从事贸易的方式，是把货物摆在道边、路口或集市的地面上，也有推车、挑担或临时设货架的。也有些传统交易是与商业赢利无关的，属于社会互惠行为，包括熟人互惠、邻里互惠、年节互惠、行业互惠等。在这些时候，供需的双方，收受物品，讲究“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被交易的商品变成了法国社会学家莫斯所说的“名誉货币”。在这种场合，谁吝惜财物，锱铢必较，谁就会被人瞧不起。不管社会形态发展得多么复杂，在这类商品交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的文化价值观，而不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第二种是行商经营，即由卖主向买主主动汇合的商业经营方式。按照《荀子·王制》的讲法，南方出产木材、姜桂、金属、丹砂、玳瑁、珠玑、兽皮、鸟羽、象牙，东方出产鱼、盐、漆、纺织品，西方出产玉石、皮革、竹木，北方出产家畜、皮毛、筋角、铜铁等，都在中原聚集。这就要靠行商的运销，才能赢利。我国历史上的徽商和晋商都很有名气。晋商还曾出现“船帮”、“驼帮”、“车帮”和“马帮”四大商帮，专搞长途贩运。他们的足迹，经海上到日本，出长城到蒙、俄等国，广泛地进行过外贸活动。在国内，他们也曾走遍大江南北，经销货物，全国各地对他们的刻苦习商之风都有印象。

    第三种是坐商经营，小者如定点店铺，大者如商号，是一种由买主向卖主主动汇合的经营方式。从前的坐商经营，都有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和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形成了钱庄、银号、商行等规模较大的贸易集团。曾被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用作拍摄现场的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就是闻名三晋的乔姓坐商住宅旧址。乔家从前经营粮油杂货，资金雄厚，在北方开设过许多分号。仅在包头一地，就拥有复盛公、复盛西、复盛油房、复盛西店等多处“复”字号店铺，谚语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堪称一时之盛。

    (3)市商的经营之道

    市声。指行商招徕顾客的传统代号。市声分两种，一种是叫卖声，一种是代叫声。叫卖声很有讲究，随昼夜、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叫卖的用语都是乡音土语，听来亲切。清代乾隆年间以后，北京的花市成了南城最繁华的地方。历史名人梁漱溟、于增右、马连良等都曾在此居住过。花市附近的崇文门是清代设立的税关，外阜的商旅、本地的游贩都要来此上税，长年商贩云集，叫卖声格外发达。光绪年间闲园菊叟所著《燕市货声》和现代戏剧艺术家翁偶虹写的《北京话旧》，对此都作过生动的描述。另一种市声叫代叫声，以音响器具代替人声吆喝招徕顾客。从前理发匠的代叫声为双股音叉，一拨动就发出“嗡——嗡——”的响声，现在还能偶尔看到。

    商幌。坐商招徕顾客的传统标志是商幌。我国自宋、元、明以来，商幌增多，类型大致有实物幌子、实物附属品幌子、商品模型幌子、旗帘幌子和灯具幌子等。辛亥革命以后，兴起了新式的理发业，以灯具为商业标志，后来的理发店已不再使用双股音叉了。现代的药店也都用灯具做商幌，表明夜间营业，昼夜服务。

    牌匾、字号。坐商经营，讲究匾牌。老字号的店铺匾牌一画二写，都很漂亮，显得买卖兴隆。坐商历来还有起好字号的传统，字号即商号店铺的名称，好的字号，是吸引顾客的重要手段。过去字号选字，多用“祥”、  “和”、  “福”、  “泰”、“昌”、“盛”、“兴”、达”之类，并延请名家书写，以壮声威。我国各地都有一些年深历久的老字号，如北京的“荣宝斋”书画文具店、“全聚德”烤鸭店、“盛锡福”帽店、“同升和”鞋店、“瑞蚨祥”绸布店和“同仁堂”药店等。它们的字号长盛不衰，对于以文促商、巩固商业信誉，起到了积极作用。

    营业习俗。兹列举比较主要的几种：

    敬财神。我国商界信奉财神。传说财神是赵公明，他“求财如意，主持公道”，敬奉他能发财，还能保平安。

    经销。过去盛行“唱市”的习俗，顾客购物，不论多少，经营者收钱都随口叫唱，售货员也应声唱和。柜台内唱收唱付，顾客随唱声收领货物，当场理清账目。店内唱声此起彼伏，主顾亲如一家。迄今为止，这种唱市经销的传统还在我国城乡的一些商店保留。

    广告。我国的传统民族广告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广告相比，在思路上和做法上不大相同。传统广告的推销对象，多是土特产，在推销时，借用了民间传说，依靠“熟人信誉”， 在顾客中间也能产生说服力。我国的西式广告出现于晚清时期的上海，是由英国人梅杰(ErnestMajor)引入的。梅杰在上海办了《申报》，经常在报上刊登招商广告。辛亥革命以后，《申报》和《新闻报》是全国销量最大的两份报纸，这对中国现代广告业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到今天，中国人自己做的民族工业广告，还与西式广告不同。西式广告公布生产流程和产品配方，用来调动人们的购买欲。相比之下，中国的民族广告喜欢讲故事，支付熟人信誉。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国内的民族工业广告开始注意中西结合，一些国外的名牌企业的广告也开始使用中国民俗的资料，双方都在取长补短。

    2．手工业及其行业组织管理

    我国的民族手工业门类遍布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领域。在城市，充积着国内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制品，还有不少从国外运进的珍宝、奇物，供上层阶级享用。在基层社会，主要是乡村，活跃着大批工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务，如从事建筑和生产工具制造的有木匠、铁匠、泥匠、瓦匠、石匠；从事日用品打制和维修业的有陶匠、竹匠、篾匠、铜匠、锡匠、焊匠、补匠；从事服饰业的有织匠、染匠、皮匠、银匠、鞋匠、剃头匠；从事文化、信仰和娱乐业的有纸匠、画匠、吹匠、塑匠、笔匠、影匠和乐器匠等。传统手工业的从业者，无论城乡，都是手工匠人。

    工匠出身农民，说话办事有农民习惯，但又身怀绝技，属于“巧者劳”(《庄子·列御寇》)的人群类型。他们能创造农具、民居，农业生活的日用品和精神产品，能以行规相约束，谨慎地融入农业社会生活，为社会各阶层所接纳。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但舆论地位不低，如鲁班等，《墨子》、《慎子》、《孟子》、《汉书》、《续文献通考》等许多历史文献都收录了有关鲁班的传说。他们的创造活动也从古到今从未停息过。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意思是可以从上、下阶层智慧人物的共同点上，去给他们做评价，其核心是承认他们的“匠”技。这种认识论和行业匠技行为是一种行业文化事象。

    (1)手工行业传说

    我国流传着大量的手工行业传说，包括能工巧匠传说、发明传说、地方土特产传说、中医草药传说等许多传说种类。从分析传说资料看，手工行业传说具有自己的神话原型。他们都是先民想象中的一些文化英雄，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祖先对这些行业能人的认识是很早的。例如，神话说，黄帝发明了指南车和乐器，伏羲发明了渔网(《潜夫论·五德志》)等。发明神话还体现了一个农业民族对手工行业技术的高等级概括，人们把一种手工产品的出现与最高神相联系，反映了手工匠技的发明是个体化的，匠技的传播范围是小群体的，因此在外人看来很神秘。《旧唐书·五行志》说唐代官营作坊里能织百鸟衣，“正看为一色，  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其实这没有那么神秘，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群众还会做这种百鸟裙。进入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一个新技术发明出现后，会迅速地被大机器工业变成产品，上市销售；工业企业家还会千方百计地把这一技术推向社会，让它大众化和日常化，以获取更高的生产利润。这样，一项发明权会很自然地和它的实际发明人的名字联在一起，而没人相信它的发明者会是不从事该技术专业的某皇帝或王后了。

    我国手工行业传说的代表作是鲁班传说，从北京的故宫到山西的悬空寺，从河北的赵州桥到苏杭的湖亭水榭，到处都有他的奇思妙想和盖世杰作。历史传说解释工匠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手工艺性，讲究手的巧慧、手的经验、手工的审美效果，肯定用双手实现大脑想法的工匠能力。二是缺乏大机器生产的合作性，传统的手工业劳动是小规模的，超出了一定的控制范围扩大经营，产品就会变形。三是惟一性，指一些手工产品被认可后，人们随之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欣赏习惯；一样的活儿，换了别人干，人们就不认了。

    (2)手工技艺

    手工行业的生存之道全在技艺。一些传世精品及其特殊技艺被称为“绝活”。过去在北京，婚丧嫁娶、节庆娱乐、庙会堂会都要搭棚，棚铺业很发达。棚匠的技艺高超，扎制的房脊、屋瓦、兽头、飞檐无不逼真；所扎喜棚用红绣球、红纸花，丧棚用白绣球、黄纸花，从里到外都看不出杉篙和芦席的痕迹。棚铺还备有可拆御的门窗，窗户的玻璃上画有五福捧寿等吉祥图案和各种戏出儿，可根据客户的需要随时安装。搭好的棚与正常的房屋几无差异，夏天可以遮凉避暑，冬天可以挡风取暖。棚匠搭建的棚铺虽然是临时性的纸棚、席棚和布棚，但因结构符合力学原理，从未被大风吹倒或压垮过。20世纪70年代北京修复被地震震裂的白塔时，还应用了传统棚匠的搭建技术。

    我国传统社会的许多地方名优特产品皆出自手工匠技，大至四大发明，小至针线剪刀，不胜枚举。由此产生的伟大的民族自豪感，中国人从小就有。但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对传统工艺的绝活儿及其妙处，已知道得越来越少了。现在许多传统的工匠技艺已濒临消失，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点与文化史有关，需要略加说明：一是一些手工制品无法转化为大机器产品，一转手，味道就变了，比如“手工水饺”、“手工皮鞋”；第二点，是工匠技艺的民族民俗无法转化为大机器产品，试想把老北京茶汤李的紫铜壶换成现代的果汁机流水线，那倒茶汤者的优美动作就看不见了，在茶汤沸腾的热气中顾盼闪烁的人情交流也没有了。现代机器工业能把人们吃的、用的、玩的都带进钢铁世界，惟有民族文化体验带不走，文化体验跟人走。

    (3)行业组织

    行业组织又称行会，是手工业者的自发组织。唐宋时代，随看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各个行业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行会。据《东京梦华录》说，宋代的开封已有“牛行”、“马行”、“纱行”、“果子行”、“姜行”和“大小货行”。《西湖老人繁胜记》说南宋时杭州有四百一十四行。行会的职能是互助共济，保护行业利益。行会的管理方式主要有：

祖师崇拜。旧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崇拜的祖师，如木匠、石匠、泥匠、瓦匠行的祖师是鲁班，铁匠行的祖师是老君李耳，厨师行的祖师是灶君，伶人行的祖师是唐明皇，纺织匠行的祖师是嫘祖和黄道婆等。各业每逢祖师的诞辰日，都在师傅的带领下，举行善会，烧香致祭，还要借机商量一些业内大事。在传统社会，建立祖师崇拜的行业规约，等于建立了技能知识的分类体系，这使各行各业都有精神支柱，也都有饭吃，这是他们能世代生存的一个文化原因。

    师徒传承。手工行业的技术传承是在师傅和徒弟之间进行的，徒弟入行、出行、拜师、出师，都有一套行规，不可逾越。在江南水乡，过去把制作农具的工匠叫“椿木匠”，把生产农具的作坊叫“椿木作”，把出售农具的店铺叫“椿木店”。苏州南郊蠡野镇的陆家祖先陆松祥是制造农具的大能人，被誉为“江南第一把斧头”，他可以用一把斧头削出一根木柱，其圆度不差于现在车制的圆木。由陆松祥创立的“德圣堂陆聚兴椿木店”与朱姓作坊联手，生产的农具和农船远销东南沿海地区，名盛一时。两家在生产上相互竞争，平时是同行好友，从未伤过和气。他们的子孙也都当木匠，把两个班社开创的农具技艺传了150年。陆松祥的后代解放后进了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和掌握了农机科学知识，整理了陆家椿木作的内部传承资料，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江南农具行业档案。

    过去谚语说：“同行三分仇。”但在那些思想开明的行业中，手艺工匠的作用却得到了整体发挥。迄今蜚声国内的深圳东莞的手艺行业，历来都有“同行一条街”的传统，如大朗镇圩有杉木一条街，城区内有卖麻一条街、竹排一条街、皮鞋一条街和茶油一条街，另外还有猪仔巷、芹菜塘、抄纸地、文房街等。同行一条街文明竞争，极少公开诋毁，能相安无事地共存。改革开放后，城里还出现了服装个体户一条街和水果批发一条街等。

    行业禁忌。传统手工业有许多行业忌讳，反映了过去手工业生存艰难的另一面，如说“熟行莫出、生行莫入”等。今天这些观念大都发生了变化，像不许改行的老规矩，对现代社会多向选择的新一代已经不灵了；许多老师傅还贡献出“祖传秘方”，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但也有一些传统的行规行俗是合理的，如过去麻行开始营业前，也要先把算盘拨响，表示“算盘拨动，生意兴隆”；杂货行在开业前要将水缸挑满，表示“盘满钵满”的好兆头：这种勤劳致富的精神现在也是要发扬的。现在的算盘换了电脑，不过是工具的更新，它还要靠敬业的人来操作，这一点是不变的。

    三、农业生产经济与文化心态

    我国的生产经济与文化特征，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天时、地利、人勤的重农经验

    大农业是按照季节变化周而复始地从事种植业劳作和相关生产的社会群体活动，它特别关注天时，要求生产者“审时”，管理者“使民以时”，遵循季节的规律投入劳力和创造收入。东西方其他国家一般也经历过强调天时的古老文化阶段，但由于社会文化渊源的不同，这一思想萌芽经过长期演变，后来变成了星占学、天文学和历法学三种不同的模式。我国的阴历历法便是在农耕土壤上生长起来并早熟的一种文化产品。相关的大农业观念，是通过多种经营，充分利用土地，讲勤抓早，争取丰收。这是一套由天时历法、土壤水文、动植物知识、岁时风俗和人文社会活动结合而成的系统经验知识，是中华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实践才形成的一种自我生存的文化观。它既能保持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能保证自然界物种的多样化循环，最终使我国人民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建设了农业文明，也保存了自己。

    2．以工补农、以商求富的农人心理

    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并不只包括农业经济，而是包括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国早期的个体家庭经济的“耕织”分工，原有工农互补的趋势，其产品也很早与市场有一定的联系。在后来的农业社会中，始终有人对经商有兴趣，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其实有时是可以转换的。以工补农，以商求富的观念，虽非主流，但仍有自己的文化价值。例如，第一，它促成了城市的出现；第二，它发展了市民文化；第三，它打破了小农经济的视野，引进了城市的信息，同时把地方或民族的文化带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

    3．精打细算、知足节用的务农传统

    精细而知足，也是中国生产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不是单指安排生产生活计划的周密，使用资源的节制，而且是包括长远规划的思想，选择优化增长的方案和限制人对自然的无限索取欲望的集体规约。这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磨炼出来的可贵意识，它使中国人发挥了无穷的智慧，积累了数不清的对付困难的宝贵经验，得到了无数的优良产品。这一传统应该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