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体：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称黄庭坚诗为“山谷诗体”，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为“山谷体”。其基本特征是求生避熟和求雅脱俗。
 
　　艺术特点有三：1、以学杜为宗旨，重视句法，发展拗句、拗律体制；
 
　　2、强调无一字无来处，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长于点化铸造，富有思致和机趣；
 
　　3、好奇尚硬，造语洗净铅华，独树隽旨，风格生新瘦硬峭拔，但兼有浏亮芊绵的一面。
 
　　西昆体：是北宋初期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有广狭二义，狭义单指其近体律诗，广义兼指其四六文。西昆之名，因创始诸人在秘阁唱和的诗集称《西昆酬唱集》取玉山、册府之意。共收诗人十七位，皆西昆健将，而以杨忆、钱惟演、刘筠为魁首。杨、刘齐名，当时影响很大。
 
　　苏辛词派：北宋词中的豪放词派。南宋伟大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生以英雄自诩，其稼轩词充分表现了他的英雄抱负，补襟怀磊落，慷慨淋漓，将气高天下的东坡词风在南宋发扬光大，加之与当时渴望恢复的国势民情相推移磨荡，又与南渡初期的张元幹、颖孝祥诸家的词风相翕合，又有陈亮、刘过等词人追步唱和，遂形成气势磅礴、悲凉感愤的苏、辛词派。
 
　　清雅词派：指南宋中后期词坛崛起的一个词派。此词派的开山大师是姜夔。他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承袭周邦彦词写恋情和咏物的传统，在词的格调、意境方面有新的开拓，格调高雅，词境疏朗开阔，以其“清空”、“骚雅”的风格特色，成为南宋雅词的典范。此后，自吴文英、史达祖至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词。在遣辞和音律上益求清丽工整，重咏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词由共赏变为纯粹的文人吟唱。他们的作词途径和特色虽各有不同，但追清趋雅却是共同的。
 
　　竟陵派：由于仿效公安派的诗歌日益显露出“陋”、“俚”的弊病，所以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竟陵派因其首领钟惺和谭元春都是湖广竟陵人而得名。他们继承了公安派关于抒发“性灵”的文学主张，但他们认为“性灵”不来自诗人的胸臆，而来自古人的篇什，所以他们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孤僻的情怀。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末流的浅易风格，力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不惜用怪字，押险韵，有意破坏语言的自然之美。使其作品佶屈聱牙，刁钻古怪，走向了极端。
 
　　公安派：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茶陵诗派：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骛，形成了一个以李东阳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诗风仍属台阁体余波，但李不满于台阁体的无病呻吟、千篇一律的纤弱文风，主张以杜甫的诗风来加以匡正，并且注重诗歌语言的艺术，具有脱离台阁体公式形式的意义，成为从台阁体向前七子之间的过渡人物。
 
　　常州词派：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湘乡派：桐城派中兴之主曾国藩为深圳湘乡人，由于曾对桐城派的承续和改造，既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迁和文风转换对散文的需求，又为桐城派所讲求的身心义理之学培土固基。曾的散文学识宏通，持论坚劲，入情切理，骈散杂厕，声采炳焕，为其弟子服膺，故形成并兴盛于同治年间的曾氏及其门生弟子被人称为湘乡派。
 
　　汉魏六朝诗派：清道光咸丰时期，湘人王闿运别树一帜推尊汉魏六朝诗歌，史称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湘湖诗派。王闿运论诗自尊八代，明言复古，其所作，亦刻意模仿，各种拟作层出不穷。但后世论者一致指认其诗墨守古法。这表明拟古之倡在时代巨变中已无出路，故随着此派另外两位作者邓辅纶、高心夔的下世，湘湖诗派亦告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