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学术和教育为王宫所把持，史称“学术官守”、“学在官府”，人民无权享受教育，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只有王官和未来的王官，才有资格教，有资格学，学术同庶人无缘。这就限制了学术的传播与发展。

到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剧变，学术也开始挣脱官守的藩篱，向民间扩散。而士阶层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次学术扩散中起桥梁和急先锋的作用。可以说，士阶层的崛起是与学术下移相辅相成的。当时参加学术下移的士，虽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和不同的主观愿望，但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学术的下移。

一、学术下移

西周的文教中心除了都城外，还有宋国和鲁国。宋国是殷臣微子的封邑，所以保留了大量的殷商文化；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由于周公辅佐成王有功，又是西周礼乐的创建者，成王为了褒奖周公之德，赐鲁君以天子礼乐。按周礼规定，只有王城能设四代大学，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及周之国学；而诸侯都邑仅能建立当代之学即“泮宫”。而成王特别优待鲁国，给予设办四代大学的特权。所以鲁不同于其他分封国，是西周在东方的文教重心。春秋初的情形，仍未显著变化。[1]

    周平王东迁洛邑，周王朝政治统治开始衰落，王室独尊、诸侯并立的局面不复存在，周王室也只能靠强大的晋、郑等国而苟且生存，周平王本人也是得晋文侯之助才确立的[2]。可见，春秋时的周王室已沦为争霸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俟” 的傀儡，领土也不断受到诸侯蚕食，私分公室也成为惯见的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周王室垄断学术的现状很难维持。最初各国诸侯向周天子强索土地人民者有之，但对王室保留的文化、典籍，尚不敢问津，偶尔由于王室贫弱，不能养活王官，一些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王官百工，相继分散至各诸侯国，但尚未形成学术的下移。

学术的真正下移，是在春秋中、后期，较大的有两次，都是由王室内部斗争而引起的。第一次发生在周惠王与周襄王之间，因先后发生了王子颓及叔带争夺王位的内讧，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开王室，投靠晋国，带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第二次发生在周景王与周敬王之间，周景王死，周敬王立，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失败后，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贵族和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献典籍，逃奔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从此，楚国基本代替了东周王室的文化地位，与宋、鲁并列为三大文教中心。

   这两次学术下移，范围比较有限，只不过使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学术的地位，使学术下移于诸侯公室，尚未摆脱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格局。此可称为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

    学术下移的第二阶段与士阶层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在这一阶段，学术开始扩散到士阶层，并进而扩散到民间庶人。《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鲁国，孔子向其请教后，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说明此时官府已失守学术，学术已流散于民间。普通士人都能看到、读到众多文化典籍，通过这些士人的努力，学术又向更大的范围扩散。

    二、士阶层的崛起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西周的社会等级序列中，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其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工、商、农并为四民。《国语·齐语》云：“四民者勿使杂处。……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士有文士、武士之分，西周时武士是一种充任领主管理、护卫职务的人员，文士是一种操持礼乐仪式的人员，他们都以领主给的俸禄为主，不能过问、干预政治。而到了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有许多复杂的内政、外交、军事问题需要解决，而靠贵族血统、世袭门第是无法解决的，需要足够的知识、能力和谋略，这就使土有了用武之地。这时的士多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出现，他们或作为政治思想家，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去指导各国的政治、军事战略，或作为政治、军事的实践家，制定具体的、措施，直接处理各种行政、军事事务。后来许多士又以教育为己任，聚徒讲学，培养弟子入仕各国。由政府专职人员到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反映了士阶层身份的演变，也为庶民登上政治舞台打开了一条通道。

    士的构成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没落贵族子弟，他们一般都受过比较正规的贵族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并且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但政治地位下降，经济贫困。孔子是宋国贵族之后，但少“贫且贱”，“多能鄙事”，精通六艺，就是这一类士的代表。二是原周王室司礼乐的官员流落民间，如曾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就是这一类士的典型。三是农、工、商等庶民等级上升而来的。木匠出身的墨子，在鲁向史角学礼后，游说于楚、齐、卫等国，曾仕宋，逐渐进人士阶层，其弟子众多，大多出于庶民，然入仕显荣于天下者极多。

    在士的构成中，没落贵族子弟与庶民升上的士是最基本的两大类，他们由于本身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政治欲望最为强烈，社会基础也最为广泛，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中，他们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随着士的身份的变化，其社会作用越来越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士的政治能量之大。《墨子·亲士》中云：“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说明士已经直接关系到治国安邦的大业。故此，入仕的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3]，绝非虚妄之言。

    士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相应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士对君主来说，更像是一种师友关系，礼贤下士是当时各国的时尚，有的君主对士行宾主之礼，有的君主更是以名士为师，这就大大提高了士的社会地位。

    士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们影响了当时的政局，动摇了世卿世禄的不平等制度，更主要的是他们将奴隶主的学术文化加以传播、扩散，形成了各种思潮、流派，为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注：此为郑玄观点。近人吕思勉在《古学制》中持不同意见，认为郑玄以四代之学来释“天子设四学”，则误矣。至于各设四代之学，“此盖鲁为东方文教之地，偶有虞、夏、殷三代之遗，而又自立当代之学耳，非有意兼立前代之学也。”认为鲁有四代之学，而周天子并未设四代之学。此说姑存之，但鲁国作为东方文教中心，是无可疑者。

[2] 《国语·郑语》云：“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3] 《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