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历代选士制度，就是人材选拔制度。国家根据一定标准和要求，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公开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材，用以补充政府官员队伍。选士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与古代教育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治术人才，因此，选士制度对古代教育起着重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我国古代选士制度，从西周开始萌端，经历了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等几个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而废止，对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汉代的察举制

（一）汉代察举选士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选士制度源远流长。据典籍记载，西周时已有“乡举里选”的做法。《礼记·王制》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选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开请司马，曰进士。司马辩官论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这种措施是否实行，尚难以考定，但它对后代选士制度的形成，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养士盛行。由于诸侯争霸的需要，“士”作为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或有一技之长的人材，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从齐桓公收容贤士数十人开始，到战国时期，不仅国君、诸侯养士，私家养士也很盛行，如著名的“四公子”，均有门客数千人。养士之风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私学的兴盛满足了社会对人材的要求。

封建社会选士制度的形成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朝初建，就注意到选求贤士，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求贤诏”，要求郡守亲自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如遗贤不举则免官。文帝即位之次年（前177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十五年（前164年）下令要各级官吏举荐贤良，要求他们针对时政提出建议，并由文帝亲自策问以评定高下。皇帝亲自出题策问，这是汉代选举取士的开端。武帝时曾一再诏举“贤良方正”，“贤良”之举便成为汉代选士的一种重要制度。但诏举的时间并没规定，应“贤良”举的只限于上层官僚。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冬，接受董仲舒建议，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为汉代举“孝廉”的开始，并进而制度化。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因之，从而建立起经常性的选士制度，统称察举或选举。这是一个自下而上向国家输送官员后备军的有效途径。

（二）察举制的主要科目

汉代察举，名目繁多，有秀才、孝廉、贤良方正、明经、明法、阴阳灾异、童子科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其中最主要且影响最大的是“贤良方正”和“孝廉”两科。

“贤良方正”是汉代地位最高的选士科目。选举无定期，一般是在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时，由皇帝亲自下诏，令公卿、丞相、御史、郡守等高级官员，推荐贤良方正，通过对策的形式让他们就所需解决的问题发表见解，可见举贤良方正是召有经学才能的特殊人才，使其将经学造诣运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之中，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即是典型代表。贤良方正的对象，一旦为皇帝所器重，便可获得高升。

孝廉为汉代经常性的选士科目。通常每年选举一次，按各郡人口比例分配名额，大致平均20万人口的郡，每年选举一名孝廉。汉和帝时明确规定：“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1]所谓孝廉，其“孝”乃对民而言；“廉”乃对吏而言。举“孝廉”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选拔干练的官吏，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扶持郡国教化，地方政治，在人民中间实施道德教化。所以，孝廉初设时，选荐标准以德行为主，后来则逐渐侧重文化知识。东汉顺帝时，规定举孝廉“诸生通章句，文吏课笺奏，乃得应选”[2]，还规定举孝廉限40岁以上，这样，仅有孝行廉节而不通经术文笔以及不满40岁的人就难以人选了。由于孝廉是经常性科目，取士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各科。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就是在东汉试孝廉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此外，察举中的秀才、明经等科，也多是以选拔经学之士为主。还有一种“童子科”，以选拔13－16岁“博通经典”的少年才子为目的。这种重视有特殊才能的青少年的推举和任用，在古代教育史上是有价值的。

（三）察举选士对教育的影响

汉代的察举选士尚处于初创阶段，但它毕竟体现了尚贤使能的精神，为“学而优则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证。太学本身就是选士的一条途径，博士弟子学成之后，通过考试即可做官，没有太学学历的人也可以通过察举而步入仕途，这样就促进了地方官学和私学的发展。汉代各类学校的兴盛，正是因为它们都能与选士制度相衔接，从而保证了学生的前途和出路。

汉代的选士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权贵操纵，但它毕竟为社会下层人士进入统治集团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自公孙弘“白衣为天子三公”开始，政府官员中不乏有出身贫贱之士，这样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学习受教的积极性，使汉代经学教育获得空前昌盛。

选士制度为人才使用规定了明确的方向。成才后的出路便是做官从政，这与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的个人发展纲领相合拍，使教育具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浓厚色彩。而做官又意味着荣华富贵，功名和利禄、理想和实惠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驱动人们努力学习的强烈动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业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4]追求功名利禄的学习动机、固然可以激励士人刻苦求学，但由此也出现了道德水平下降、学习不切实务、教学呆板僵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整个封建时代教育难以克服的弊病。

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乱，战争频繁，士人流散各地，乡、亭、里地方组织遭受破坏，致使汉朝以来的“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事实上难以实行。这时期豪强地主垄断政权，形成势力强大的门阀世族集团。这一特权地主集团当然要把持控制做官的权利。世族有门阀高低的不同，怎样按照门阀的高低来分配政治权利，这就使得“九品中正制”的选士办法，应运而生了。

（一）九品中正制的形成和实施

九品中正的选举法是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僚的主要制度，始于魏，行至南北朝，到隋朝被科举制所代替。

三国魏时曹操的用人是“唯才是举”，这种用人不问门第身份的做法，在政治上遭到门阀世族的抵抗。曹丕在士族支持下称帝位后，听从士族大地主的代表、吏部侍郎陈群于黄初元年（220年）提出的建议，行“九品官人法”，承认了世族做官的特权，得到了士族的拥护。“九品中正制”的具体做法是：“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5]州、郡、县的大小中正，选用“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召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他们的职责是察访与之同籍的士人，了解其家世源流，整理其德才、表现材料，并据此作出简短的总评语。“家世”也称“品”，本人才德谓之“状”，中正官注明士人“品状”后，评定其等第。等第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或自六退七矣。”[6]

这种制度的实施在开始一段时间里，或多或少对名士大族有一定的制约性。政府选择中正一般也比较认真负责，品等人物能以才德为主要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或多或少扫除了那种浮华朋党的歪风邪气。中央对选举大权的控制得到加强，国家也能经常得到一些有用人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魏晋之际，世族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几乎全部被盘踞朝廷的士族大官所垄断，而品第士人的标准也逐渐舍弃才德，不论贤愚，专讲家世门第了，甚至达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成为巩固门阀制度的工具了。这是其消极作用所在。

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人势力日趋上升。在这社会变动中，寒人千方百计挤入世族行列；而代表寒人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统治者又通过考试手段，甚至不再设立中正，抬高寒人，压制世族，使寒人地主参政机会增多。南朝宋齐两代考试科目有孝廉、秀才，梁陈两代增设高策科。北齐皇帝经常坐朝考问秀才、孝廉，凡字迹不工者，即罚饮墨水一升。世族则反对考试，即使参加考试，也多“顾人代策”。科举制萌芽出现，是皇权、寒人地主和世族地主间矛盾发展的反映，预示着“九品中正制”将随着世族制度的崩溃而失去其支配地位，必然被新的科举制所代替。

（二）“九品中正制”对教育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来，取士大权操诸著姓，产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及“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种种情况，因而形成一种奔驰选请的坏风气，知识分子便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士族的高级阶层有了做大官的保证，他们所读的是虚玄，就是学点经学也是作为清谈的资料，他们不肯也不需要认真学习经术。这些导致了学校的废弛，即使开办一些学校，也只是一种具文。这种情况的造成，固然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分裂混乱，而“九品中正”的选士制度对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个时期选士的考试经术对于学校还能维持下来，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时期，虽然玄学、佛学和道教先后占有雄厚的势力，经学被迫退居次要地位，但是统治者在政治上也还是崇尚经术的，因为经术对封建统治能够起着支持作用。在考选人才时，统治者还没有用玄学作为考试内容，经学仍然是考试的唯一内容。这就不能不让经学继续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成为维护当时学校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时期的经学也非汉代经学之旧，汉代今文经学的师法在永嘉之乱后，已逐渐废绝，其地位为魏晋经学所代替。南北朝总的趋势是打破师法博采众说，而其根底又都是古文经学。这种新的学风支配这个时期的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三、隋唐至清末的科举制

（一）科举制的产生、实施和演变

公元581年，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废除“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为了集中选士大权，采用考试的办法，终于以分科举人取代魏晋以来九品官人的制度。开皇三年（583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大业三年（以对年）定十科举人，包括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刚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后人以为大业三年（607年）之十科举人中的“学业优敏”即明经科；“文才秀美”即进士科，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产生。开科考试的特点是录取标准专凭试卷，专重资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声名德望不再是主要的依据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选士，虽也有考试，但是以察举为主；而隋以后的科举则以考试为主。隋以前是察举，隋以后是考试，这是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一大分界线。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士族把持选士的局面，为庶族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度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维持了1300年之久。

唐循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并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唐代科举科目很多，可以分作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即每年定期举行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考生来源有两种途径：一是官学“生徒”；一是地方选拔的“乡贡”。办法是：每年仲冬，中央和州县馆监，通过考试挑选学业已成的学生报送至尚书省。“乡贡”则由各人自己怀牒向州县。试毕，长史以乡饮酒之礼饯行送至尚书省。无论“生徒”或“乡贡”，送至尚书省报到后，填写姓名履历及具保结，由户部集阅后送考功员外郎考试，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起移试于礼部。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除汉代以来的对策、策论仍然保留外，明经科主要是通过“帖经”、“墨义”考查士人对儒家“五经”原文识记的熟练程度；进士科虽然也要“帖经”，但要增试杂文（即作诗赋）。故二科相比，进士科比明经科考试难度大，又因进士科录取比明经科名额少，因而进士科的地位要高于明经科。所谓“晋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一旦进士及第，就可以取得无上荣耀，人称“登龙门”，但唐代科举中试后还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进行身、言、书、判的考核，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

宋代科举制度与唐代相比，有了很大发展。宋代建国后，需要补充大批文武官员，主要来源是科举。宋初对于科举特别重视，取士名额增加，及第后待遇优厚。唐代科举最盛时，每年取土不过50人，一般只一二十人。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李星知贡举，初仅取11人，但经太祖复试，增取诸科96人。宋太宗初即位时，复试礼部所上合格人姓名，取进士l90人，诸科270人，十五举以上184人，共500余人，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取士规模。此后，每科取士皆有几百人。另外对于屡试不中的士人，开有“特奏名”和“赐出身”的特例，把屡试不第者特别开具名单奏上，对于十五举以上未中者，赐以出身，为后世恩科之始。

宋代对于科举进士及第的待遇也超过隋唐，凡中进士者立即授官，不须再经吏部考试。所授官职，亦十分尊显。太平兴国二年（677年），及第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对于进士及九经，授予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等职。在当时，仕进以进士诸科为最荣贵，朝廷公卿等文官皆从此选。仁宗十三举中，每次甲第3人共39人，其后不至公卿者仅5人。

宋代科举科目大体沿唐代之旧，宋初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九科，而以进士科为最重。常科之外还有制科、武举及童科，均设置无常。王安石熙宁变法，曾罢明经而仅存进士一科。徽宗崇宁年间，曾一度完全停止科举，取士全由学校，但不久即告失败。

考试内容，宋初仍仿唐制，考试诗赋、帖经、墨义。熙宁变法，王安石取消诗赋等，专用《三经新义》取士，后旧党秉政，诗赋、经义并行。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又起，再罢诗赋，专用经义。南宋之初，诗赋、经义又复兼用。以经义代诗赋，是王安石改革科举的重要措施，目的在于改变强诵博记、空疏无用的学风，但实际上是经义代替了诗赋而学风并未改变。

宋代科举初为每年一次，仁宗时改为二年一次，神宗时仿照西周三年大比的做法，改为三年一举行，此后成为定制。科举考试办法，较前期更为严密，采用糊名誉录，防止门第势力的影响，使科举制度进一步发挥了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作用。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全国的政权的朝代，政治上“尊行汉法”，取士制度仍行科举，虽中辍40余年，但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复行科举后，即订条例，将科举考试分为蒙古人、回回人和汉人、南人两榜，前者试题较易，授官较高，体现出民族歧视。元代科举还开始从“四书”中出题，并规定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标准，程朱理学由此控制了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和学校。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的时期。科举地位和作用到明代更加提高，科举出身成为做官的唯一正途，常科仅设进士一科，明代中叶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待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清时期形成严密的科举考试系统，共计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为乡试，由皇帝钦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凡属本省生员和监生、贡生等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试。中试者称为“举人”。第二步为会试，于乡试第二年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各省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试。考中者称“贡生”。第三步为殿试，亦称“廷试”，会试中式的“贡生”参加，由皇帝主考。殿试取中的称“进士”。殿试按三甲定名次，第一甲只三人，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到清代除沿明代三级考试外，增加“童试”，童士在地方经县试、省试、院试，及格者即取得地方学校生员资格，俗称“秀才”，同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明代科举考试在试士方法上有重大变更，最突出的是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开始盛行的“八股取土”。“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它的题目一律采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内容诠释必须以程朱理学家注释为准，不得自由发挥，结构体裁有一套固定格式，并有文字限制。

（二）科举制的作用和影响

科举制实行以后，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选官有了统一的标准。全国凡想做官的人，都要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统一。第三，向各地方庶族地主、平民打开门路，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机会参政，扩大了统治阶级基础。第四，可以吸引全社会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良思想。

科举制的实行对教育的影响十分深刻。由于选才与育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曾激起了人们读书的积极性，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由于科举考试为有权势者所垄断，舞弊成风，又由于考试内容和方法的失当，特别是“八股文取土”之法的实行和空疏无用，有真才实学者被拒之门外，学校日益成为科举的附庸，因而愈来愈受到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科举、兴学校”，经过几次改革后，终于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政府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1] 《通典·选举》。

[2] 《后汉书·顺帝记》。

[3] 《礼记·大学》。

[4] 《汉书·儒林传赞》。

[5] 《文献通考·选举考一·举士》。

[6] 《文献通考·选举考一·举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