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兴盛，指的是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一大批作品，而且戏剧活动及其普遍而频繁。就其社会原因而言，是经济、政治、作家构成、演员技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元代城镇经济的相对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元代前期，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戏剧这种最富于群众观赏性的文艺形式，便适应城镇和商贾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要求，迅速的兴盛发展起来了。商业性的游乐场日益增多，这就为杂剧演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在北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戏剧活动在节日、庙会常常不定期的开展，并出现了固定的演出场所-戏台。也有力的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

　　其次，元代政治对杂剧的兴盛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元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在元代初年比较尖锐，这不仅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激发了人民的愤怒和发抗情绪。而杂剧正是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最足以表现人民的愤怒情绪和美好愿望，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元代初年在军事、政治方面严加防范，而在经济、文化艺术、道德思想上却是相当放松的；由于元代初年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动摇，这对人们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解放；蒙古统治者由于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隔阂，对中原文化还不甚了解，使他们不自觉地对杂剧表演内容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共同促成了杂剧的兴盛。

　　再次，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促使大批文人投身于杂剧创作，这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金元之际，文人沦为奴隶的极多；元代实行的民族歧视，使广大汉民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普遍降低；蒙古灭金后，停止科举考试将近八十年，文人入仕的机会相对地说要少多了他们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由于元代统治者重实用、轻文学，即使文人入仕，也多不受重用，故而流传“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正是当时文人社会地位如此低下，使一大批文人以杂剧创作为生，大大壮大了杂剧创作的队伍，提高了杂剧的质量。同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促使文人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更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这就有利于杂剧作品思想艺术成就普遍提高。

　　最后，大批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是促进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元代杂剧演员数量极多这在夏庭芝的《青楼集》，《马可波罗游记》都有记载。这些人有很多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这使得他们的表演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丰富和提高了杂剧艺术。而且，许多演员与杂剧作家有密切的来往，如朱帘秀与关汉卿，天然秀与白朴等。这也使她们能深刻地理解作家的创作心情与意图，有利于提高了杂剧表演的艺术水平。

　　2.论述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汉卿《窦娥冤》集中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和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其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意志冲突。

　　首先，高利贷如羊羔二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

　　关汉卿着力要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社会的冲突。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同蹂躏节 *、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也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窦娥冤案的根源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社会现实中，坚守传统的道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从窦娥的悲惨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如她临刑前，感到天地鬼神昏愦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绝境，又聪明得自觉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

　　《窦娥冤》全剧最后，窦恩德节、孝等道德情*，，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作者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关汉卿把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将其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3.简述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关汉卿以其卓越的戏剧艺术，屹立于世界戏剧艺术家之林。

　　首先，他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他对杂剧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上如一剧四折进行了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匠、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剧的民族特征，成为戏剧艺术的典范之作。

　　其次，关剧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地表现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份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如坚强善良的窦娥，侠义机智的赵盼儿，胆识过人的谭记儿、勇武豪壮的关云长等

　　最后，语言风格豪放不羁，属于本色派。

　　4.试述《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

　　崔莺莺是相国千金，她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献丑万众，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名状、难以捉摸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了情网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之苦。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仗义修书，请好友百马将军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因怀疑张生此举有乘人之危之嫌，故而出尔反尔，躺他们以兄妹相称。这件事实际上赋予了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同时赋予了崔、张的爱情内在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生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这实际是表现莺莺的“假意儿”。可以看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她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感情。

　　莺莺和张生木已成舟以后，老夫人*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他们的爱情又面临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的那段唱词，揭示出她复杂的心理。既担心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将自己抛弃。莺莺和张生的最后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

　　《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