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称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然其本人却愿以“佛家”自居。事实上“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使命。他的这种儒佛共融的思想是在直面人生实践的时候寻求“方便”的态度转化，体现了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和济世救民的情怀。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梁漱溟是儒家，有人说他是佛家，有人说他是哲学家，也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无论是哪一种评价，如今，我们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艾恺说：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而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不是一个学者”。他的一生始终关注两个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当人生问题要解决的时候,他便深入佛理,需求解脱。当社会问题突显的时候,他便走出房间,放弃佛学研究,奔走社会,寻求救国治世之道。
　　梁漱溟在一生中曾多次谈及自己的思想变迁，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说法颇一贯：“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梁漱溟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纷乱、民生涂炭，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表现出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更是他转变的直接动力。五四运动“全盘西化”彻底否定、摧残中国文化，当他看到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青年》杂志连番发表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时，他回忆说，仿佛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了，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的那些人“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似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 1920年夏，北大校长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大举行饯行会。会上多人讲话提出，蔡元培可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介绍给西方，同时也将西方文化优越者带回中国。梁漱溟当即质问：“诸先生今日的说话颇似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
　　1917年夏天，梁漱溟经江浙去深圳，正遇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残军对深圳长沙、衡阳一带劫掠,百姓被烧杀淫掠之状十分悲惨。回京后，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和各派军阀的混战。有感于内乱战祸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尚处于寂灭梵天中的梁漱溟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
　　20世纪20年代风雨激荡的时代潮流，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把总是在痛苦地思虑“救世救国”的梁漱溟再一次推到了政治和文化的漩涡之中，决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梁漱溟思想的两次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由入世转变到出世再回归到入世，其佛儒共融的思想轨迹让人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甚至被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但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又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还有人称他为“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的一生特立独行，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处变不惊、迎难而上、坚忍不拔的身影。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一生关注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是因为他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欲以天下为己任也。
“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占主导地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我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八十年。”
　　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二千余年的发展中，虽历经挑战，时有盛衰，但一直是中国人犹其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每个传统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而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带着难以抵御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人茫然失据，此时的梁漱溟同样挺身而出，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托。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几近狂易的精神情态在常人看来是可笑的，而且即使是与之相知颇深的熊十力，也致书以“发疯”、“狂妄”相讥评。然而，它终是梁漱溟独异生命格范的真切表露。他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梁漱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救国治世的理想，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评价：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
　　艾恺博士所作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在1986年版他所加的《跋》的结尾，艾恺博士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在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一生要做的事情’。”